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什么都不想干，只是重复的打同一个游戏，然后吃饭睡觉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
迈克尔·桑德尔

◆ 1 赢家与输家
  • 精英阶层的傲慢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
  • 在成功者中，优绩至上催生了狂妄自大；在失败者中，优绩至上带来了屈辱和怨恨。这些道德情感位于反对精英的民粹主义暴动的核心。
  • 优绩至上观念削弱了我们将所有人视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同伴的能力。
  • 优绩至上的观念祝贺成功者，却诋毁失败者，即使在失败者自己的眼中也是如此。对那些找不到工作或入不敷出的人来说，他们很难摆脱一种令人沮丧的想法：他们的失败是自己造成的，他们纯粹是无能或没有努力追求成功。
  • 当今美国政治中最深刻的政治分歧之一是，有大学文凭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之间的分歧。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赢得了2/3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选民的支持，而希拉里·克林顿在拥有高学历的选民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英国脱欧公投也出现了类似的分歧，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压倒性地投票支持英国脱欧，而绝大多数拥有研究生学位的人投票反对脱欧。
  • 将美国从《巴黎气候协定》的所谓负担中解放出来，并不是真正为了就业或全球变暖。在特朗普的政治想象中，这是为了避免羞辱。这引起了支持特朗普的选民的共鸣，甚至包括那些关心气候变化的人。
  • 这场胜利注定会助长胜利者的狂妄自大和失败者的屈辱。赢家会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对他们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努力、自己不可否认的成就的回报”，因此会看轻那些不如自己成功的人。那些失利的人会觉得他们只能怪自己
◆ 2 “因践行善德而伟大”：优绩的道德简史

  • 如今，我们看待成功的方式就像清教徒看待救赎一样，我们认为成功不是靠运气或恩典，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这是优绩至上理念的核心。

  • 优绩至上理想的阴暗面植根于其最诱人的承诺，即掌控自己的命运并实现自我的承诺。自我掌控与自我实现的承诺伴随着令人难以承受的负担。优绩至上的理想非常重视个人责任的概念。

  • 韦伯解释说：“上帝为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召唤，人们应该接受这份召唤并为之努力工作。”这赋予了劳动分工神圣的认可，并支持了“对经济秩序所做的神意论解释”。[插图]

  • 马克斯·韦伯观察到：“幸运的人很少对自己拥有好运的事实感到满足，除此之外，他还想确认他有权利获得自己的好运，他想要确信自己理应获得这份成功。最重要的是，他想要确认，与其他人相比，他更配得上这份好运。他还想要确认，不那么幸运的人所经历的不幸都只是他们自己应得的。”[插图]

  • 天命论和一种更强的关于自我掌控的伦理之间存在不平衡的对抗。天命论强调生活中人们无法理解和掌握的维度，它认为世间人们的所作所为和回报并不一定要匹配，它允许神秘、悲剧和谦卑存在。

  • 如果某种文化能够不那么强调个人自己掌控命运的责任，那么它会更宏大、更宽容，也会更亲切。

◆ 3 阶层跃升的话语
  • 即优绩至上论：只要在机会均等的公平体系中运作，市场就会让每个人得到他应得的东西。只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市场结果就会奖励优秀的人。
◆ 4 文凭主义：最后可接受的偏见

  • 把大学文凭作为获得有尊严的工作和赢得社会尊重的条件，围绕这一理念构建政治，会对民主生活产生腐蚀作用。

  • 文凭主义成为通用的可信度说辞，被部署在远远超出校园大门的道德和政治斗争中。大学文凭的武器化表明，优绩至上可以沦为一种暴政。

  • 在寻求结果中的机会平等而不是任何表面上的平等的制度框架内，教育系统会不可避免地被要求承担重任……随着不平等不断加剧，我们对教育系统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希望用教育弥补社会的其他罪过。

  • 今天，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投票支持中左翼政党，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则投票支持右翼政党。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指出，这种逆转在美国、英国和法国都出现了，而且是惊人地平行出现的。[插图]

  • 皮凯蒂推测，左翼政党已从工人政党转变为知识和专业人士精英政党，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对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做出回应。

  • 由于大学被广泛看作成功机会的引擎，至少对某些人来说，大学已经成为文凭特权和精英傲慢的象征。

  • 把大学文凭作为获得有尊严的工作和赢得社会尊重的条件，围绕这一理念构建政治，会对民主生活产生腐蚀作用。这样就贬低了那些没有文凭的人的贡献，助长了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会成员的偏见，很大程度上把大多数劳动人民排除在代议制政府之外，并引发了强烈的政治抵制。

◆ 5 成功伦理学

  • 如果你出生在贵族社会的上层，你会意识到你的特权是你的好运，而不是你自己的功劳。然而，如果你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天分登上了英才统治社会的顶峰，你可以为自己的成功是通过努力得来的而不是继承的这一事实感到自豪。与贵族特权不同，优绩至上社会的成功带来了（经历奋斗）赢得一席之地的成就感。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英才统治社会下致富也比在贵族统治下做富人更好。

  • 工人阶级就有能力在政治上挑战这个制度。（这正是工党存在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是，阶级体制的任意性让工人不必以社会赋予自己的低贱地位评判自己。[插图]

  • 按照才能分配工作和机会，并不能缓解不平等，而是把不平等重新配置为与能力一致。

  • 上层阶级……不再被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削弱。今天，杰出人士知道，成功只是对他们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努力和自己不可否认的成就给予的回报。他们理应属于更高的阶层。他们也知道，他们不仅具备更高的素质，而且一流的教育起作用是建立在他们的天分之上的。

  • 首先，我有这样或那样的天分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我的运气，我并非理应得到运气带来的好处（或负担）。

  • 优绩至上信念的大部分吸引力在于，我们的成功是我们自己的功劳，至少在适当的条件下是这样的。只要经济领域是公平竞争的领域，不受特权或偏见的左右，我们就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我们的成败取决于我们的作为，我们得到的是我们应得的。

  • 职业应该向所有人开放，但国家不应该试图以提供平等或补偿的教育机会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他认为这是不现实的方案，最终只有强制才能实施。[插图]除非废除家庭，否则孩子们不可避免地会在各自家庭提供的各种便利中成长，任何给所有孩子平等的成功前景的企图，都可能涉及不可容忍的国家强制。

  • 在自由社会里，我的收入和财富反映我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但这种价值是由供需的偶然性决定的，与我的优绩或美德无关，也与我所做贡献的道德重要性无关。

  • 罗尔斯认为不应妨碍有才华的人，而应该让赢家与那些比他们更不幸的人分享他们的收益。不要让跑步最快的人穿上铅鞋，而应该允许他们全速奔跑。但同时也要承认，他们赢得的这些收益并不只属于他们。鼓励有天分的人培养和发挥他们的才能，但要认识到这些人才在市场上获得的回报应该与整个社会分享。

  • 差异原则代表了一种协议：把天分的分配视为共同资产，并分享这种分配所带来的利益，无论其结果如何。那些被自然给予恩惠的人，不管他们是谁，只有在改善那些失败者的处境的条件下，才能从他们的好运中获益。”社会应该做出安排，“让这些偶然性的赐予为最不幸的人谋福利”。[插图]

  • 宣称一个人应该具有优秀的品质，让他能够努力培养自己的能力，这种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原生家庭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他却没有任何功劳。道德应得性的概念似乎不适用于这些情况。

  • “在一个社会里，人们普遍认为高收入是优绩的证明，低收入则是成就贫乏的证明，人们普遍认为职位和报酬与所作所为相称……对那些不成功的人来说，这样的社会可能比坦率承认优绩和成功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的社会更令人难以忍受。”

  • 在道德上和心理上，优绩和价值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市场社会中尤其如此，因为货币是大多数事物的衡量标准。

  • 我们不能接受把满足欲望作为价值的最终标准，因为其实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欲望是最终的；

  • 想想电视剧《绝命毒师》中的高中化学老师，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化学专业知识，制造了备受追捧的（尽管是非法的）毒品冰毒。他制作的冰毒纯度非常高，在毒品市场上赢利数百万美元，收入远远超过了他作为教师的微薄收入。然而，大多数人都认同，他作为教师的贡献远比他作为毒贩的贡献更有价值。

  • 奈特进一步指出：“经济体系运作满足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体系本身的运作产生的。”经济秩序不是简单满足预先存在的需求，“经济体系的活动延伸到欲望本身的形成和根本转变——如果没有延伸到彻底的创造”

  • 如果我真的相信我成功是由于我的好运气，而不是我自己的功劳，那我更有可能觉得自己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这一好运气。

  • 即使惩罚盗窃是为了维护财产制度，这种惩罚也有给小偷贴上污名的典型副作用。

  •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规范的副作用就会塑造对成功（和失败）的态度，很难与优绩至上论的态度区分开。

  • 我们不应得到来自运气——包括拥有或缺乏社会所奖励的才能的运气——的好处和负担，这种看法似乎削弱了优绩至上的观念，即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我们得到的都是我们应得的。

  • 虽然火灾本身就是“原生运气”，但我没有投保是一种选择，这样就把不幸的事件转化为“选项运气”了。由于我选择不购买保险，所以我要对后果负责，也不能指望纳税人赔偿我的房屋损失。

  • 平等主义自由主义者尤其如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收入不平等归因于基因彩票。

  • 正如伊丽莎白·安德森观察到的，大多数收入差异是“由于社会在开发某些人的才能方面投入的资金远远多于其他人，而且每个工人可支配的资本数量非常不平等。生产力主要依赖于工作角色，而不是个人”。[插图]

  • “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应该能够在他们的才能所能达到的范围内得到提升。”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精英们已经习惯于吟诵这句咒语，没有注意到优绩至上原则正在失去鼓舞人心的能力。

◆ 6 分类机器

  • 把高等教育变成一场竞争激烈的分类竞赛，对民主和教育都是不健康的。

  • 首先，尽管与世袭等级制度对立，但这是基于能力而流动的社会。流动并不是不平等的对立面；相反，社会流动让因才能而不是出身而产生的不平等正当化。其次，颂扬和奖赏“最好的天才”的制度，很容易把其他人贬低为“垃圾”，不管这种贬低是含蓄的还是明确的。

  • 在科南特担任校长的20年里，哈佛大学的招生政策没有实现他所倡导的优绩至上理想。到20世纪50年代初他的任期结束时，哈佛大学仍然很少拒绝校友子弟，在申请的校友子弟中，超过87%被录取。

  • 最理想的高等教育应该向所有社会和经济背景的有才华的学生开放，完全不用考虑学生的支付能力。

  • 相反，SAT成绩与财富高度相关。你的家庭收入越高，你的SAT分数就越高。在收入阶梯的每一个层级上，SAT平均分都会增加。

  • 近几十年来，随着大学录取的竞争加剧，辅导和备考已经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插图]多年来，负责管理SAT的美国大学理事会坚持认为，该考试衡量的是能力，其成绩不受辅导的影响。

  • 更重要的是，优绩至上时代的高等教育并没有成为社会流动的引擎；相反，高等教育强化了享有特权的父母赋予子女的优势。

  • 尽管在性别、种族和民族方面更具包容性，但这种优绩至上原则产生的精英并没有创造不断流动的社会。相反，今天有文凭的专业人士阶层已经找到把特权传给他们的孩子的办法，不是靠给子女留下大庄园的方式，而是想方设法让他们拥有在优绩至上社会中能够成功的优势。

  • 大多数重点院校的学生都来自英语流利的家庭，很少有人来自低收入家庭。在美国100多所最具竞争力的大学中，超过70%的学生来自收入最高的那25%的家庭，只有3%来自收入最低的那25%的家庭。[插图]

  • 如果你来自富裕家庭（前1%），你进入常春藤联盟高校的机会是来自贫困家庭（后20%）的学生的78倍。大多数来自收入水平居于后50%的家庭的年轻人要么上两年制学院，要么根本不上大学。

  • 有大学文凭的人很容易忘记，他们的大多数同胞都没有大学文凭。不断地告诫他们，去拿大学文凭来改善自己的状况（你赚什么取决于你学到了什么），这带来的可能更多是侮辱而不是激励。

  • 总体而言，哈佛大学的录取率为5%。但当申请人是校友子弟时，其录取率是1/3。[插图]

  • 这是因为精英大学招收的大多数体育项目主要是富家子弟所热衷的壁球、曲棍球、帆船、赛艇、高尔夫球、水球、击剑甚至骑马。

  • 高校是否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职能，即依据才能来对人们做出分类，以决定谁能在生活中取得成功？

  • “成就不应与人的价值混为一谈”，无论人们的个人成就如何，他们都值得尊重。但他似乎明白，在他帮助建立的英才统治社会中，很少有区分教育成就和社会尊重的空间。

  • 大学教育与个人进步、社会地位上升、市场价值和自尊紧密联系在一起。

  • 一所大学因按照学生的成绩而不是他们的财富来录取学生而闻名，这样的大学对富家子弟会有更大的吸引力。

  • 录取难度高的大学之所以变得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是因为名校站在了新兴的精英等级制度的顶端。

  • 高等教育实施赢家通吃的重新分类实不可取，原因有二。首先，高等教育加剧了不平等，因为在赢家通吃的选拔竞赛中表现最好的大学通常是那些富有学生比例最高的大学。其次，这对获胜者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不像过去的世袭精英，他们在没有碰到太多麻烦的情况下就占据了自己的位置，新的优绩至上原则产生的精英是经过艰苦努力才赢得自己的位置的。

  • 优绩至上观念过度地把成果归因于个人的努力，而忽略了把努力转化为成功的各种有利条件。

  • 优绩至上教育的军备竞赛

  • 精英教育的遴选斗争催生了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教育文化，这种教育文化以追求成就为导向，一意孤行地全方位挤压。直升机式育儿的兴起与优绩至上教育竞争加剧的几十年相伴而行。

  • 《时代周刊》指出，人们变得“对孩子的成功如此着迷，以至于养育子女已经变成产品开发”。管理童年的征程现在很早就开始了。“在6～8岁的孩子中，自由的游戏时间从1981年到1997年减少了25%，而家庭作业增加了不止一倍。”

  • 他们把“直升机式育儿”界定为“在过去30年里变得普遍的高度参与、时间密集、全程控制的育儿方法”。他们认为，这样的养育方式是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教育回报增加的理性回应。

  • 是什么导致了富裕家庭的年轻人遭受过度的情绪困扰？答案在很大程度上与优绩至上竞争的逼迫——马上执行、取得成绩、追求成功的无情压力——有关。

  • “对于孩子和父母，几乎不可能忽视从他们早年开始就无处不在的信息：通往终极幸福——拥有金钱——的道路只有一条，而这条路就始于进入名牌大学。”

  • 许多人仍然觉得自己很有动力去奋斗，结果他们发现很难利用大学时光去思考、探索和批判性地反思自己是谁，什么是值得关心的。

  • “在用表现、地位和形象来定义一个人的用处和价值的世界里，完美自我的理想尽管是非理性的，却已经变成每个人都想要的东西，甚至是必要的东西。

  • 新自由主义的优绩制把对奋斗、表现和成就的强烈需求置于现代生活的中心”。

  • 比拼文化的兴起，说明了大学教育正在转变为一种为培养具有竞争力的精英而进行的基础培训，变成了“自我包装”和申请职位的教育。这反过来又反映了高等院校的角色发生了更广泛的转变：高校的资格认证功能开始膨胀，甚至要压倒其教育功能。分类和争先，挤走了教和学。

  • 这两个方向的暴政有共同的道德来源——始终不渝的优绩至上信念，即我们作为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有全部责任：如果我们成功了，那要归功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失败了，那我们只能怪自己。

  • 学生们追求完美、填塞简历的经历已经成为扼杀灵魂的梦魇。这样做还能削弱精英阶层的傲慢，因为这清楚地表明，在任何情况下，那些登上顶峰的人都不是靠自己，而应把好运归功于家庭环境和天赋，这在道德上类似于抽签的运气。

  • 尊重工作的任何尝试都必须从认真对待各种形式的学习和培训开始，这些学习和培训为人们从事工作做好了准备。这意味着要扭转公立高等教育的衰退，克服对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忽视，打破四年制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在资金和声望方面的“陡峭”区别。

  • 高等教育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公开宣称的更高目标：不仅让学生为工作世界做好准备，而且让他们成为具备道德反思能力的人和务实的民主社会公民，能够思考公共利益。

  •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今天的一流高校更擅长灌输技术官僚化的技能和导向，而不是推理和思考基本道德和公民问题的能力。

  • 19世纪美国社会的平等主义特征与其说是社会流动性，不如说是智力和学习在所有阶层和职业中的普遍传播。

  • 大多数成绩优秀的学生都对成绩着迷，不仅是对自己的成绩，对他人的成绩也是如此。我们竞争激烈，结果我们对分数的全神贯注差点儿淹没我们的求知欲。

◆ 7 认可工作的价值

  • 人类根本的需求是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对我们有需要。工作的尊严就在于锻炼我们应对这些需要的能力。

  • 这台机器会告诉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相比那些拿着高薪的专业人员的工作，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所做的工作更不受市场重视，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也更小，因此不值得社会认可和尊重。并且，这台机器让市场给予优胜者丰厚的奖励，而把给予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工人微薄工资正当化了。

  • 一份工作在市场上的价值不应该成为衡量其对公共利益贡献大小的标准。

  • 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所赚的钱反映了我们对社会贡献的价值”这一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并且仍在整个公共文化中不断产生回响。

  • 2016年以来，一些权威人士和学者已就民粹主义不满的根源展开了辩论。这种不满源于失业、工资增长停滞还是文化置换？不过这种区分或许太过直接。工作既是经济来源，也包含文化属性。工作是人们谋生的方式，也是人们获得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源泉。

  •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毕业生的死亡率下降了40%。然而，在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当中，死亡率却上升了25%。

  • 有学位的人和没有学位的人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死亡上，还体现在生活质量上。那些没有学位的人，他们正面临更深的痛苦、更糟糕的健康状况和更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的工作和社交能力也在不断下降。在收入、家庭稳定性和社区和谐方面，这种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 给这种情况证实了迈克尔·扬的观点，即“在一个如此看重优绩的社会中，给评判为一无是处就会处境艰难。从来没有哪个下层阶级像这样在道德评价上被置于如此赤身裸体、无所遮蔽的境地”。

  • 更糟糕的是，那些认为自己一直在耐心排队等待实现自己“美国梦”的机会的人发现，其他人——黑人、女性、移民和难民——正在插队到他们前面。他们憎恨那些被他们认为插队的人（例如平权法案的受益人），并对能看到这些却对此无动于衷的政治领导人感到愤怒。

  • 没有工作，对自己的同胞没有用处，实际上就是拉尔夫·埃利森笔下的那个隐形人。

  • 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为认可而斗争。据他所说，劳动力市场不仅仅是有效满足需求的体制，还是获得认可的体制。劳动力市场不仅以收入作为工作报酬，而且公开承认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对公共利益的贡献。

  • 法国社会理论家埃米尔·涂尔干在黑格尔对工作的解释的基础上提出，假如每个人都能以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来获得报酬，那社会分工就可以成为社会团结的源泉

  • 不同于亚当·斯密、凯恩斯等当代经济学家，黑格尔和涂尔干不认为工作主要是达到消费目的的手段。相反，他们认为在最好的情况下，工作是社会融合的活动，是认同的舞台，是履行义务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方式。

  • 如果金融活动是有生产力的，如果金融活动提高了经济体生产有价值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这就不是问题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金融本身也是没有生产力的。金融的作用是通过分配资本来促进经济活动以达到对社会有用的目标——新的企业、工厂、道路、机场、学校、医院、家庭

  • 正如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阿代尔·特纳所说：“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过去二三十年，在富有的发达国家中，金融体系的规模和复杂性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或增强了其稳定性，而且金融活动有可能是从实体经济中提取租金（不正当的暴利），而非实现经济价值。”